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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人工手绘两栖动物 建立首份最完善国情报告
更新日期: 2019-08-27 作者: 文章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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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梁保存的老照相機。

1980年,費梁夫婦在九寨溝考察。

1984年,費梁和同伴在大涼山普雄考察。

野外考察條件十分艱苦。

科研人員行走在山林間。

原來沒有照相機,動物圖片全靠人工手繪。

手繪的青蛙圖片。

年逾八十的費梁還在做科研。

費梁向記者介紹動物標本。

費梁的老伴葉昌媛正在忙著中國兩棲動物志英文版的編撰。

普雄齒蟾。

  世界上已知的動物種類有150萬種,其中兩棲動物有8084種。而在中國,兩棲動物種類的記述數字爲“454”。
  作爲茫茫大自然裏“毫不起眼”的一族,兩棲動物的生活似乎隱秘又低調。淺灘卵石夾縫中,潮濕茂密的草叢裏,它們喜水的滋潤,愛葉的蔭蔽。
  与这群不爱张扬的“精灵”们打交道,需要跋山涉水,弯腰探寻,看起来轻松实则费力。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員費梁,带着团队走遍国内无数乡野林地、高山沟壑,建立起中国首个最完善的两栖动物“国情报告”。尽管“454”这个数字似乎那么微不足道,却花费了这些研究人员近一个甲子的时间。
  如今已邁入耄耋之年的老人,和他那些大自然的朋友一樣,不愛張揚,喜歡耕耘在自己的小天地裏。盡管早已退休,但在研究所東側辦公樓二樓只有十幾平方米的辦公室裏,費梁和老伴兼“戰友”的葉昌媛每天仍相向而坐,繼續琢磨著中國兩棲動物志英文版的編撰。步履不停,筆耕不辍。

人物名片
費梁

  中國科學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員,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教授馆员,2014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获得者。作为我国两栖动物学泰斗,他创建了国内两栖动物形态鉴别标准和分类体系,并完成了我国两栖动物物种的首次编目。
  

信念堅定
我們國家的資源必須我們自己搞清楚

  在对两栖动物的研究上,国外起码比国内早了近百年。当年那些游走中国各地的传教士们,除了完成宗教任务,也顺便“窥探”着中国的动植物资源,扩充自己国家的研究成果。費梁认为,“这都是我们国家的资源,应该由我们自己搞清楚。
  費梁强调,如今成果凝聚的不只他一个人的心血。
  上世纪60年代初,費梁和叶昌媛先后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并被派遣到四川医学院(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协助在两栖动物研究领域堪称“祖师爷”的刘承钊和胡淑琴两位教授从事研究工作。
  “在对两栖动物的研究上,国外起码比国内早了近百年。”費梁坦言,当年那些游走中国各地的传教士们,除了完成宗教任务,也顺便“窥探”着中国的动植物资源,扩充自己国家的研究成果。相比之下,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一张白纸。
  “外国人可以参与,但不能越俎代庖。”費梁从事两栖动物研究的信念简单且坚定,“这都是我们国家的资源,应该由我们自己搞清楚。”更重要的是,作为基础科学的一脉,两栖动物的研究对环境保护、防虫治虫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而最先專注于這個領域的,正是他的老師劉承钊。在上世紀30年代,劉承钊便開荒辟野,用腳步丈量著中國兩棲動物科考的深度和廣度。
  哪些是陆栖类,哪些喜欢生活在近水,哪些又多活动于树上……在深进高山慢淌浅滩,下探农田上越冰川中,刘承钊将自己积累的经验告知費梁的同时,又指导着他去发现新的物种。  如进高原,对考察是种考验。1973年,費梁同青海生物研究所的一位同行闯入拉萨,翻过德姆拉山,试图验证在冰川湖旁的浅滩石下是否有栖息的生灵。“我们发现浅水里有蝌蚪时,就已经得出有成体存在的可能。但不敢蹲着找怕缺氧,就索性一屁股坐下,慢慢移开身边的石块看是否藏有目标。”
  虽正值八月,但費梁和同伴仍裹着冬天的棉毛大衣。在几十平方米的范围,两人徒手翻了近两个小时竟未觉得冻手,最终发现了小而扁的西藏齿突蟾。
  一步一个脚印里,“家底”逐渐积累。費梁向记者列举了一串数字:新中国成立前,国内两栖动物研究记录在册的物种没有过百,1961年加上有尾类这个数字也不过才跳至130多种,而如今已至454种。

艱苦探索
自帶鍋碗搞考察記錄動物靠人工繪圖

  在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下,国内越来越多的两栖物种形态特征、地理分布等被记录和摸清,并对原来蛙属分类系统作出重大改变。由費梁牵头的“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项目团队首次完成了我国两栖动物物种编目。
  接过“祖师爷”的班后,費梁将大半的工作时间花在野外考察中,北行至冰城,南到过三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吃住行都成问题,費梁和研究人员们便自带锅、盘、碗、盏和铺盖卷辗转各地,一路上还得挑上十几个专门定制的铁皮标本箱,里面装着各类标本采集瓶以及工具。
  費梁印象最深的是,1963年在贵州考察时,当时条件艰苦,每人每天只有一斤大米,而野外考察非常费体力,于是他们向当地村民购买豌豆填肚子。要是没有蔬菜或嫌味道淡,就蘸一点从市场上买的辣椒面。
  食不果腹對于研究人員來說還不算什麽,最讓人心痛且難以克服的是當時設備落後,導致錯失了很多記錄動物生活形態的機會。當年沒有照相機,記錄各種動物形態全靠人工繪圖。一旦捕捉到標本,繪圖師王宜生便照著畫下來。
  不同于艺术创作有充分发挥的空间,动物绘图必须按比例还原,以配合严谨的科学研究。绘图先勾勒大致轮廓,再细描各部分,最后层层上色。“有的青蛙背上成百上千的大小疙瘩形状都得完全一致,颜色填充后不仅要有光泽度还得立体。”費梁表示,按原比例完成一张青蛙科学绘图至少需要两周的时间。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彩色相机的面世,才解决了这一难题。当时費梁从课题经费中拿出5000多元购买了一台美能达相机,这台相机到2000年才光荣退休,至今被费老保存于干燥器内,崭新如故。
  在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下,大至物种分类,小到涉及个体身体、眼睛、头等尺寸量度标准的完善,国内越来越多的两栖物种形态特征、地理分布等被记录和摸清,并对原来蛙属分类系统作出重大改变。由費梁牵头的“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项目团队首次完成了我国两栖动物物种编目,编著了《中国动物志·两栖纲》《中国两栖动物图鉴》《中国两栖动物彩色图鉴》等專著。这些成果获得2014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一次創舉
發現浮蛙亞科
定義爲第五個蝌蚪類型

  費梁认为,科研成果还需要逐步完善和升级,前期“摸家底”构建起了形态特征的定性和定量判定标准,如今的研究则是向领域的各个方向扩展。“我们需要运用分子生物学更深入的研究剖析。”
  如今,費老的研究輔助設備早就換成了數碼相機。
  費老把以毫米計的青蛙手掌骨架放在解剖鏡下的玻片上,用相機對著解剖鏡雙目鏡頭一拍,就能得到一張高清的骨架圖。
  研究标本的取用也很方便。就在费老所在办公楼的正对面一层,就有一座目前亚洲最大的两栖爬行动物標本館。馆内保存着10万余号标本,而大部分的标本,都经过費梁亲自鉴定、登记建档、分装和保管。
  “相比于其他两栖类標本館,这个馆内不仅对国内各种成体有详实的记录,而且还有不同发育阶段的蝌蚪标本。”費梁介绍,国内外想要研究中国两栖动物的学者,一般都要先来这里查看。
  費梁认为,这些科研成果还需要逐步完善和升级,前期“摸家底”构建起了形态特征的定性和定量判定标准,如今的研究则是向领域的各个方向扩展。
  2004年,外国学者通过DNA研究,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印证了以尖舌浮蛙为代表的浮蛙属,可升级为一个新亚科或建立为一个新科。而这一结果证明費梁夫妇在十四年前依据形态学特征将浮蛙属提升为浮蛙亚科是正确的。“当时在实验室,从外表看采集的浮蛙标本与其他同类并无异样,解剖后才发现成体舌尖,而蝌蚪口部特殊且没有唇齿。”
  就此,除各国学界原本公认的4个蝌蚪类型外,費梁夫妇发现和定义了第五个蝌蚪类型:无唇齿左孔型。
  “就这件事我不停思考过,之前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两栖动物的形态和解剖,现在是需要与分子生物学相印证的。因为物种随着时间推移在逐步演化,我们需要运用分子生物学更深入的研究剖析。”为此,費梁与南京师范大学周开亚教授商定联合培养第三代分子生物学研究人才,以扩大学科研究领域。
  費梁介绍,在早期研究基础上,现如今两栖动物的研究已不止于分类、区系的调查,还有生态、行为、生理方面的研究,以及群落、类群、个体、组织、细胞等研究。
  目前,成都生物研究所正在和俄羅斯科學院動物研究所聯合推進“一帶一路”歐亞國家(地區)兩棲爬行動物多樣性與保護的合作研究,在助力提升“一帶一路”倡議影響力的同時,也推動沿路區域經濟社會綠色發展。

幕後故事
從不吃蛙肉看見捕殺要勸阻

  “这也是探索自然界发展规律的一部分,涵盖了生态学、环境学、组织学等研究,对于相关技术科学和生产技术起着指导作用。”費梁举例,因为两栖动物的栖息离不开水源植被,迁徙能力弱,环境恶化会导致两栖动物减少,甚至绝灭。所以一个地区两栖动物的多少,往往被看作是环境优劣的“晴雨表”,具有很强的环保指示性作用。
  既然是和野外精灵们打交道,多年行走中,研究人员们也摸索出了一些相处之道。每次到了荒郊野岭,大家都会习惯性吆喝几声,弄出点动静,好像是给在暗处的“山大王”们知会一声,让它们暂时回避,以免互相打扰。  深夜露宿荒无人烟的野外,用厚油纸布或塑料薄膜支起的简易帐篷外,偶尔还会看到一些红眼睛绿眼睛的动物。“一次在二郎山还碰见了金钱豹,当时离我同事只有二十米远。”費梁回忆,尽管手中握有猎枪,但那位同事并未扣动扳机。“对峙”一会,金钱豹横跨过山窝,跑向另一座深山。
  还有一次也在二郎山,车行至蜿蜒的大路时,前方突现野狼,沿着路跟着考察队的车小跑了一会。“只要你不去惊扰它们,一般情况下它们也不会主动来攻击人类。”在几十年的外出科考中,所幸費梁和其团队基本上没有遭受过野兽袭击的危险情况。或许是行走多年与自然界早已达成了某种和谐的默契,尊重和敬畏下也被自然界馈赠了幸运。
  日常生活中,費梁从不勾选以青蛙肉为食材的菜肴,对于捕杀青蛙的行为,他更是看见一次劝阻一次。“首先它们是我的研究对象,我本就应该尊重它。再者其以捕食昆虫为生,能消治害虫,这简单的道理大家都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晨 柴枫桔
記者手記
科考路上每一寸印記
都未曾被時間沖刷褪色

  采访费老的当天,正值成都秋老虎发威之时。完成在办公室近两个小时的对话采访后,已快至正午。心想着让老人家休息一下,但他仍然精神抖擞地带着我们穿过被烈日烘烤的院坝,到標本館进行下一轮拍摄。
  下午3點過,本計劃著去趕下一場采訪的我們,又接到了費老的來電。“那台五千多的相機我從家裏帶來了,可以來拍。”想起上午采訪時,我只不過是隨口一提,而老人家卻記挂于心。
  对于我提出的大小问题,这位年逾八十的老人家都细致作答。科考路上每一寸印記,都未曾被時間沖刷褪色,仍鲜活地不断闪现在他的脑海,信手拈来。而也正是这些经历,让这位瘦小的老人显得活跃有趣。
  因爲體力的原因,費老如今多在室內伏案工作。最近的一次外出科考是在2015年,四川一高校的相關研究人員想去峨眉山找峰斑蛙,但不熟悉路,便邀請費老一起。因爲只有他記得,峰斑蛙多棲息于峨眉後山,往零公裏方向再走約兩公裏的時候上山就可尋到。“以前還有農民在山上種黃連,搭了棚子可留給我們作休息之地。只是現在山上的竹子竄了根,掩去了以前因打筍子而開辟的山路。”每一個不曾被人注意或憶起的細節,都被他咀嚼得有鹽有味。
  常常覺得如費老一樣將畢生奉獻于科研事業的人,猶如沈寂于海中的一葉扁舟,靜觀著日出日落,沈醉于你我都不曾仰望到的世界。而熱愛和使命也讓他們不覺孤獨。尤其對于費老來說,幸得葉老的陪伴:那是緊握在地下的根,相觸于雲裏的葉。
  成都生物所知識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毛萍说,他常常上下班都看到这对老夫妇同行。夏天天气热太阳晒,费老就牵着叶老的手,缓缓绕过被炙烤的空地,顺着屋檐投下的阴凉处,向办公室方向走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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